杨耕（以下简称“杨”）：我不同意这种观点。这种观点看到了某种合理的事实，但又把这种事实溶解于不合理的理解之中。当然和改革开放之前“全民学哲学”的“盛况”相比，目前哲学在社会生活中的确显得较为冷清，许多人对哲学持一种冷漠、疏远的态度。但是，只要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就会发现，那时的哲学繁荣是一种虚假繁荣，其中不乏对哲学肤浅甚至庸俗的理解以及急功近利的运用。而目前所谓的哲学“冷寂”实际上是人们对哲学本身的一次深刻反思，是一种学术回归。具体地说，哲学界通过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批判反思，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批判反思，以及哲学的重新定位完成了这种学术回归。在我看来，正是这“批判反思”以及“重新定位”促使当今中国的哲学越来越走向成熟，其主要标志就是：面向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版”正在形成。在当代，“全球意识”与“寻根意识”并存，任何民族哲学的发展都必须同时考虑时代性或世界性和民族性，并使二者融洽起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代“不可超越的意义视界”，中国传统哲学属于人类“早熟”的自我意识，是一种富有东方神韵的深沉的哲学智慧，能够代表中国哲学未来发展方向的，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市场经济与哲学的关系并非如同冰炭。没有市场经济也就没有近代的法国启蒙哲学、德国古典哲学，也就没有现代的存在主义哲学、结构主义哲学以及后现代主义，当然，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市场经济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时代，是从人的依赖性向人的自由个性过渡的时代。而当代中国的市场经济又是同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改革交织在一起，在同一个时空中进行的，可谓史无前例，必然引发一系列深刻而重大的哲学问题，必然为人们的哲学思考提供广阔的社会空间。我以为，目前市场经济对哲学的冲击是对以往哲学虚假繁荣的矫枉过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广度和深度进展，中国哲学必将加速走向真正的繁荣。
杨：哲学的功能是什么，或者说，哲学应该干什么，这是一个最折磨哲学家耐心的问题。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不同哲学家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从根本上说，我们应当根据时代需要、人类的认识水平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知识结构来判断哲学的位置和功能。当代实践、科学和哲学本身的发展促使哲学趋向于生活世界，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哲学应该关注人类世界，关注“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为此，哲学应探求和把握人的实践活动的规律，为人们认识和改造现实世界提供一种批判的精神、反思的方法，并通过自己的反思性、批判性以及理想性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
哲学的论证方式是抽象的，即在形式上体现为一种抽象的概念运动；哲学的问题却是现实的，哲学家无论如何超凡入圣，都不能不食人间烟火，他们提出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和答案都不能不以现实为基础，并在把握现实可能性的前提下超越现实。我始终认为，哲学研究不能仅仅成为哲学家之间的“对话”，更不能是哲学家个人的“自言自语”，哲学必须与现实“对话”，这是哲学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根基，否则，哲学将成为无根的浮萍。当今中国最基本的现实就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现现代化，重构中华民族的生存方式和活动方式，构成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进程的悲壮主题，凝聚着几代中国人的思索与奋斗、光荣与梦想。关注这一现实，从中探讨、把握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是当代中国哲学义不容辞的任务；从总体上把握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由此引发对民族的思维方式、生存方式、活动方式以及社会发展的哲学思考，反过来，以一种面向21世纪的“中国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引导现实运动，这是当代中国哲学家应有的良心和使命。哲学家不能“作茧自缚”，与现实隔绝，喃喃自语，说一些谁也听不懂的话。这样的哲学话语只能是“多余的话”。
杨：哲学与现实是一种双重关系：一方面，哲学不能脱离现实，必须直面现实问题，解答时代课题，否则将失去自己存在的根基和功能；另一方面，哲学又必须进入抽象的概念运动领域，以概念运动反映现实运动，否则就不是哲学。哲学必须以哲学的方式联系现实，解答时代课题。在联系现实的过程中，哲学不应失去自己的独立性、反思性和批判性，不能把自己降低为现实的附庸或仅仅成为现实的解释者。“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一种仅仅适应现实的哲学是不可能高瞻远瞩的。在我看来，现实创造哲学，哲学也影响现实；现实校正哲学的方向，哲学也引导现实的运动。哲学既要入世，又要出世；既要深入现实，又要超越现实。在哲学与现实的关系上，我们不能只看到现实对哲学的单向关系，忽视了哲学对现实的影响、引导作用，忽视了哲学本身的创造力量。实际上，当代中国的改革就是现实的中国人对中国人的现实的超越，而指导这一超越的就是邓小平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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